作为李云鹤带出的徒弟，李晓洋和叔叔李波都听过无数次关于“医生”的比喻。李云鹤经常说，医生给病人输液，扎疼了还会被抱怨，但修复师给壁画治病，文物不会说话，所以更要有医德，更要有敬畏心。
在杭州修复凤凰寺的壁画时，一个学生不小心把壁画粘到了手上，“这很正常，掉下来也很正常，但是你得给贴回去，结果这个娃娃随随便便把这块壁画从手上给弹走了。”李云鹤回忆，“我把他给撵回去了。”
和风赛跑
2012年的夏天，李晓洋工作的第二年。一个傍晚，他和爷爷结束工作从现场走出来，有亲人打来电话问候，李云鹤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。
盛夏的西北，六点钟的阳光依然刺眼，光线漫在李云鹤脸上，闪着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。在李晓洋印象中，爷爷身体一直非常好，从没老过。他有点出神：“虽然他嘴上不说对我的期望，但是能感觉到他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他生命还重要，他希望我能继续做。忽然觉得到我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了。”
让李晓洋最终留在这个行业中的“决定性瞬间”发生在2014年。那一年，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开展修复工作。
平日里，壁画被脚手架隔成小块，修复师坐在壁画前十几厘米的位置，看到的是颜料、晶体、墙壁和泥土，加上壁画起甲严重，光线照过来，影子乱糟糟，根本看不清原壁画的模样。
项目完工的那天，所有脚手架被拆走，李晓洋站在自己修复好的壁画面前，突然被感动了：360窟北壁，药师经变图，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萨像在自己修复后重新显现出来，巴掌大小的脸上，“眉眼、鼻翼、嘴角，太细致了，线条特别好。”李晓洋回忆，“当时就觉得，如果不是我们修复，好多人再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了。从那一刻开始找到了成就感。”
平日里，李云鹤经常嘱咐年轻修复师们：“从事修复行业，不要做了几年，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、够吃老本了，必须不断总结日常的经验，不断学习新的技术。”
李波说，从八十年代开始，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进入科学保护时期，壁画修复前要进行地质调查、环境监测，用新技术、新材料保护洞窟。
李云鹤在莫高窟工作了60余年，李波的修复刀也捏了将近30年。老一辈的修复师们见证了许多历史节点。1997年起，敦煌研究院参与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”的制定工作，那是第一个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规则和标准。
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中，如今是李晓洋从事壁画修复的第九年。他所经历的，是莫高窟“预防性保护时期”，保护者们“通过对文物保存环境、条件的合理科学的干预调节，来达到文物少害病、延年益寿的作用。”
李晓洋渐渐发现，这是个没有尽头的行业。“唐朝的壁画和五代的壁画有区别，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样，像这一次在成都，和在敦煌就有明显的不同，成都的湿度特别大，自然环境特别不利于泥质文物的保存。”没有什么秘诀，只能不停地思考对策，解决问题。
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问题。古代工匠把矿物原料磨成粉，掺入胶结材料，然后绘制到墙壁上。李波发现，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，465窟壁画上的胶含量明显偏高，这导致颜料层的起甲病害特别严重，并且起甲部分硬度、脆度很高。
李波和同事们在无数次实验后，最终决定增加胶结材料的温度，“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温度的影响下，达到一定的渗透和软化，这个时候回贴失真最小。”
许多新的技术开始应用在壁画修复上。例如在修复中胶结材料的浓度，过去，修复师凭借经验和感觉来决定，如今则通过研究设备对壁画成分、病害类型和程度、产生机理等进行分析，然后给出精准的数据，从而决定胶结材料的浓度和比例。
“壁画保护是一门学不完的学问。”直到现在，八十多岁的李云鹤都还在学习新的高分子修复材料的使用。
如今，开设壁画修复相关专业的院校越来越多，每到节假日，也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莫高窟研学或是从事志愿者工作，不过，修复师们说，或许因为工作环境偏远、干燥，或许因为工作性质辛苦、枯燥，他们中留下来修壁画的凤毛麟角。
“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，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，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，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。”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不止一次说起类似的话。
时间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，“与毁灭抗争”的紧迫感，渐渐传递给莫高窟的保护者们。
去年，有媒体想要拍“守护者”的故事，找到了李氏祖孙。短片中，李晓洋扶着爷爷爬上长长的石阶，站在洞窟门口。
